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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帮运茶换马
马铃声声 茶叶飘香……在民间贸易和民间资本的驱动下，茶马互市至今保留了可以让我们触摸到的历史遗迹和商业气息。
幽幽古道，马铃声声，茶叶飘香。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完全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它从云南、四川进入西藏，一直延伸到尼泊尔、印度，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千百年来，成群结队的马帮从这里走过，将茶叶销往藏区，留下缕缕茶香。
这条古道，就是神秘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衍生了沿线许多著名的交易市场——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简单说就是茶马交易。这种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之所以重视茶马互市，主要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可见茶马互市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
不可一日无茶藏族同胞的“恃茶行为”
前不久，我随藏羌茶马古道考察队一行，走访了茶马古道川藏北线的许多地方。考察队副领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介绍说，茶马古道的形成，是唐代以前世界屋脊带上一系列重要的古道相互连接并发生大转型的结果，转型的根本原因，是“恃茶行为”在世界屋脊带上的形成，转型的标志就是茶成为古道网络上的第一商品。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茶是一种奢侈品，但藏族全民喝茶，形成对茶的全民依赖，对他们来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茶是生活必需品，换句话说，这就是“恃茶行为”。
“恃茶行为”大量记载于古代文献资料中，比如《宋史》卷492《吐蕃传附董毡传》就记录了吐蕃支系董毡部的恃茶行为：“厮啰地既分，董毡最强，独有河北之地，其国大抵吐蕃遗俗也……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宋人罗愿《新安志》卷七《洪尚书》说：“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若稍重茶禁，不急于马，则马自至”。
由于青藏高原干燥、高寒、缺氧，藏民饮食以糌粑和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可以弥补其饮食结构的不足。虽然藏区不产茶，但与之毗邻的四川雅安、邛崃等地却是著名的茶叶之乡，川藏商贾就利用双方的特产，做起茶叶与马匹交换的生意，正是这些客观条件，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从而形成了川藏间互利互惠的商业交易通道。
“茶马互市”的源头，大多追溯到雅安或者具体到蒙顶山。蒙顶山是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长期行走川藏茶马古道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江平告诉我们：公元前53年，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7棵茶树，首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蒙顶茶从唐至清一直是中央朝廷祭天祀祖专用茶，历代名人留下了“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的美誉，雅安的“边茶”在藏区的信誉很好，经过上千年的“恃茶”饮用，藏族人民对雅安边茶情有独钟。由于雅安丰富的茶叶资源和悠久的“边茶”加工历史，使雅安在古代就成为我国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才使得雅安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和主干道，也有了以后“茶马互市”的基础。
孔江平还说，北宋时期，朝廷战马缺乏，李杞就入蜀置“买马司”，并在各路设置官茶场，如今的雅安蒙顶山还保留着大片“皇茶园”，朝廷就是用皇茶园里的茶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及藏族同胞交换战马，从而使“茶马互市”生意更加兴隆，逐步形成一种固定的官方制度和军需政策。
官方如何管理？宋代成都设茶马司主政“茶马互市让当时的皇帝津津乐道。”陈保亚教授说，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
这样，才渐渐开通了茶马互市的绿色通道。七世纪在西藏，松赞干布在位时，他曾指定专人专事与唐进行茶叶贸易。由于西藏茶叶需求量大增，西藏每年都以大量的优良马匹
与内地互换茶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藏汉两族之间传统的茶马互市。当然，唐朝这边还设立了互市监，专门管理茶马商业贸易。
宋朝更不示弱，也专门设立商务机构——茶马司，并在与吐蕃交界的各州地设立市马场所，使吐蕃用马、牛等畜产品和土特产交换中原的茶叶、丝绸、粮食等物。宋熙宁七年（1074）行茶马法，在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
也就是那个时候起，四川名山县、百丈县等处开始设置买茶场，规定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并定为永法。从神宗熙宁至孝宗淳熙时期，名山、百丈每年运至西北地区秦州、熙州、河州买马场专门易马的茶叶，多达两万驮（每驮50公斤）。
元代，因蒙古族从事畜牧业，元朝所需马匹不大依赖藏区，茶马互市规模较宋代小。
茶马互市的兴盛时期应该是在明朝。当时明朝中原内地与藏区的茶马互市达到鼎盛时期。此时的茶马贸易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官府主持的以茶马交易为主的商业贸易；二是僧人的贡马易货形式；三是民间商人的商业交换。明初，以官营为主，中期以后，民间贸易迅速发展。明朝初还曾设金牌信符制度，作为征发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凭证。值得一提的是，明初制订茶法，严禁私茶，力图保持官府主持的茶马交易占据统治地位。不过，官办茶马互市也弊端日增，主要表现于官订马价过低，老百姓积极性不高。
茶马互市不仅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茶马互市主要衰亡在清朝，茶马贸易逐渐为范围更广的物资交流所代替。比如，雍正十三年（1735），实行“贡马折银”，规定每匹马折银八两，每户征银八分。对茶叶则改征茶封税，每封税银二钱五分，税后商贾自由出售。此后，实行了数百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告终。
“互市”重镇的
历史背影
马蹄嗒嗒，骡铃叮当，骡帮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专营盐、茶、药材、皮货之类的商号鳞次栉比。出山的商队、马帮进行山货交易，销售皮货或药材。进山的商队、马帮采购布匹、盐、茶、烟叶清油、铜、锡器皿等百货……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及徐带着诗意的语言，这样形容古代四川许多地方茶马互市的热闹场景。
提到川藏茶马互市的重镇，周及徐说，当然得提到老灌县（今都江堰）、邛崃和雅州（今雅安）等地。
老灌县西街是茶马互市的重镇。《松茂古道九环线的文化长廊》记载，民国十年左右，除了成都的骡马市贸易鼎盛外，其次就要数灌县的西街。西街上酒楼、茶肆、烟馆、旅店、杂货铺，一家紧挨一家。大街上汉族、藏族、羌族、回族人，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灌县人最喜欢的马，自然也是若尔盖松潘高原的河曲马。
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徐学书等人编写的《成都茶马古道专题调查报告》记载：他们曾在邛崃平乐镇的骑龙山山脊上发现一条古道，当地民间俗称“官马道”“马道子”。绿草掩映下，约有1公里长的这条古道，一颗颗鹅卵石采用垂带式铺设法铺砌成鱼脊形，中央形成一条笔直的中心线，两旁鳞次栉比地用鹅卵石铺砌路面。让人惊叹的是，道路沿途还保留有多处“错车道”（停靠马车处）以及主道与支道的交叉出入口。通过这些，可以想象当年“以茶换马”在骑龙山曾经多么兴盛。
长期研究语言历史学的周及徐也告诉记者，雅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很有名的茶马互市之地，仅明清就有四处“互市”之地。当时雅安境内的茶马交易场所就有四处，分别是雅州博马场、宝兴灵关博马场、碉门博马场和黎州博马场，其交易规模居全国之首。明洪武四年（1074年）朝廷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分别建“茶马司”，对茶马交易进行管理，雅州“茶马司”就是专门负责川茶与藏马的交易。
阿坝州松潘古城，是中国历史上的边陲重镇，也曾是川、甘、青三省最大的贸易集散地。而这个贸易集散地的兴起，最初就是依赖于茶马互市的。松潘茶马互市始于唐代，那时，广袤的松潘草地（今若儿盖、红原、阿坝、青海果洛等地）和相邻的甘肃、青海草地盛产毛牛、马匹、绵羊等，这里的藏民们以牛羊肉、酥油茶、糌粑为食，“腥肉之物非茶不清，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他们的生活离不开产于内地的茶，而历代封建王朝连年征战需求足够的战马，于是不得不从藏区获得，因此松潘互惠互利的茶马生意非常兴隆，一度超过周边。
康定，最有名的就是明清时四十八家与换马有关的“锅庄”。记得那天我在康定采访时，甘孜州女作家亮炯朗萨告诉我们，锅庄的形成与茶马互市有很深的关系。最初锅庄的主人多是土司属下农牧区的头人或侍从，也有贵族后裔或商人。他们因依附于土司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财富，后来干脆效仿土司在康定建造了房屋，各家一个独院，院中有院坝。独院最初为住家，而后逐渐演变为以商业活动为主的场所。这就是锅庄。清乾隆年间是康定茶马互市最繁荣的时期，锅庄成了接待藏商住宿、喂马的“骡马店”，藏商还利用锅庄将竹蓖包装的茶叶用牛皮进行包裹，形成方形茶包，以便牦牛驮运。藏商住在锅庄时由主人供给伙食—酥油茶和糌粑。锅庄主人多是能干、泼辣的女性，通晓藏、汉两种语言，实际上充当的是藏、汉商人之间的经纪人，在买卖双方之间，有较大的权威。
这次茶马古道考察队中的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张维佳教授，也是研究藏羌茶马互市的专家，他给我算过一笔账：历史上茶马的交易量大多以马匹计算，宋代每年川、甘各茶马互市点与藏族交易的马匹，大约在九千至一万三千匹之间，而明代的易马数量则已大量增加，仅川西与松潘、茂汶每年的易马数量就达三万匹以上。另外，在川西的茶马互市点，汉商不仅以茶易马，也以茶换毛布（皮子）、颤衫（皮衣）、毛缨（马尾和牦牛尾）、花椒、蜂蜡等藏族地区的土畜产品。
当然，茶马古道不同于茶马互市，犹如茶马古道不同于丝绸之路一样，前者有着民生、民间的一面，而后两者更有官方性质。在时间上，民间贸易也远远早于官方贸易，从历史经验来看，只有民间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上升到官方贸易。早在宋代，就有不少人看到官营茶马互市对市场的危害，即便是在严禁私茶通番的明代，民间的茶叶也是一派繁荣气象。茶马互市正是在民间贸易和民间资本的驱动下，才为我们保留了至今仍可触摸的历史遗迹和商业气息。
若尔盖河曲马
历代王朝的战争“神器”
唐宋以后，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代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在阿坝州茶马古道沿线推行“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把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驿站。驿站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保障茶马互市中换来的马顺利运送到朝廷和边关守将的手里。
那天中午，藏羌茶马古道考察队一行来到了若尔盖县唐克镇，这里是著名的“九曲黄河第一湾”，也是茶马古道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河曲马的原产地之一。
九曲黄河第一湾距若尔盖县城61公里，地处草原腹心地带。远眺，白河于此汇入黄河，形成浩大气势。河面宽而蜿蜒，曲折河水分割出无数河洲小岛。索克藏寺院修筑于黄河第一弯山凹临河处，白塔古寺，帐篷炊烟相伴黄河，更显自然悠远博大。
阳光下，一群群黑色的、褐色的、白色的河曲马在低头吃草，它们徜徉的身影和天上的流云投射在浅蓝色的黄河中，构成一幅动静结合的和谐画面。
若尔盖县文史研究专家蒋桂花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许多良马的产地多在高原，如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就出产于青藏高原的黄河九曲一带（今川、甘、青三省交界的黄河草原），清朝以后，这里养殖的河曲马也越来越多。
蒋桂花说，河曲马挽力强，速力中等，能持久耐劳。河曲马对高寒多变的气候环境有强的适应能力。在终年群牧的情况下，夏秋上膘快，冬春掉膘慢，表现体内沉积脂肪的能力强，体况随季节变化不显著。对一般疾病抵抗力强，常见的胃肠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生很少。
多次行走茶马古道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孔江平也说，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历史上曾称之为吐谷浑马。河曲马原产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先祖为青藏高原高寒山地草原马。古羌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大约在战国末年，牧民将这样的马种带到了若尔盖黄河九曲之地，培养出了新的良马河曲马。
他说，当年秦人从羌人那里得到了河曲马，运用于军事，并训练组织了强大的骑兵部队。没有羌人用河曲马装备起来的秦国骑兵，就没有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今天，我们从秦始皇的兵马俑中，还可以看到秦人河曲马部队的风采：满身铠甲的武士坐在高大的马上，威风凛凛。”孔江平说。
北宋建立初期，曾与辽国发生过数次大的战役，希望收回燕云十六州，但宋军败多胜少。宋末，辽东女真族在灭辽后直接将矛头转往宋朝，北宋虽然最终灭亡了，但大大小小战役中，唐克镇九曲黄河第一湾配送的军马，还是立了很大的功劳，仅仅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唐克镇就运送了约八千三百匹河曲军马给前线。本版采写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贵平
